2010年1月27日星期三

《新報》雷曼苦主應獲百分百賠償By 王岸然

雷曼迷債事件已經發生了一年零四個月,似乎已經被新聞界所淡忘,公眾亦失去興趣。去年十月,各有關銀行在政府的壓力下提議六成和解方案作為了結,公眾大多數認定合理,苦主若不肯接受,似乎是貪心及不合情理,須知相當部份普通投資者(包括筆者)在金融海嘯之中失去數成資產者比比皆是,何獨雷曼苦主為然?凡投資者皆有風險,損失是正常的。
賣假藥者豈可六折退款
這認知其實有極大謬誤在內。投資者若然對投資是了解的、清楚的,損失自然是自己承擔,但若然投資者產品被虛假陳述,或者產品根本就不應在市面出售,則購買者當然是無辜及應該得回百分百賠償。雷曼苦主的怨氣極重,表現出來就是被騙去金錢的苦主。君曾否聽過賣假藥的人被查出是賣假藥之後,警方叫被告人六折回款算數?又也許,禁藥被發現錯誤出售,需要回收,消費者只可六折退款?
現時的情況,是負責驗藥的政府及負責賣藥的藥房明明白白應負上責任,而要消費者的病人食死貓,容許這種情況出現,然後不了了之,這就不是一個公平公正的政府,就不是一個講法治的社會。
明白這點,搞清楚雷曼迷債的發行過程中出了甚麼問題,不但是為了苦主,而是為我們的社會,為我們的金融中心地位,為了令投資者恢復信心,是含糊不得的
雷曼迷債為何會出現在銀行的謎團快可以解開,證監會投資產品部的前高級經理高秉忠先生星期二(二十六日)將應立法會雷曼特權專責小組傳召,出席公開聆訊。據報道指,他已經在上星期的閉門聆訊中提供了重要材料,指證監會原來有兩套審批投資者的標準,雷曼迷債若依一套嚴謹的標準,是不可能被批准出售之時,為何可以經一套只要求以「披露為本」的寬鬆標準被批准在銀行櫃,經由一些欠缺有關產品認識的小職員售賣?
議員應追查是否有別情
筆者當然希望所有謎團都能一次過被解開,不然的話,立法會的議員就有責任利用特權,依照高秉忠所提供的線索,傳召證監之內負責審批者作供。追查審批的過程,是否另有內情,例如可能曾經有政府高層施加壓力,要證監會用寬鬆的標準審批有關的雷曼產品,因而弄出禍來。
筆者只從法律角度眼。若然在正常的情況下,雷曼迷債本來就不能出售給小投資者,甚而是因結構安全不足的理由不被批准出售,但過程中因政府的不適當干預引致現時的結果,那麼雷曼所有苦主都有權獲得百分百的賠償,而非只限六成。現時的六成根本就不是賠償,而是絕大多數迷債因為經濟改善而可以得回超過六成價值,政府與銀行根本就沒有承認任何責任。
在真相公開之後,法律學者、財務學者及議員,應該仔細研究事件,為苦主追尋公道十億元,也是必須的,這些錢總不會比高鐵的六百六十九億元花得更冤枉吧!之餘,亦是維持社會的公義及保證香港的投資環境是有高度的商業道德與負責任的制度。就算納稅人要因而多付出數十億元,也是必須的,這些錢總不會比高鐵的六百六十九億元花得更冤枉吧!

王岸然時事評論員wongonyin@yahoo.com

Regulator 'could have avoided minibond fiasco'

Regulator 'could have avoided minibond fiasco'

The Lehman Brothers minibond mess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had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imposed the measures needed to properly vet their sale and suitability to investors, a former senior manager with the regulator said.

Harold Ko Ping-chung, the commission's former head of insurance-related policies and products, told lawmakers that he believed different standards used by the commission's investment products and corporate finance departments, and lax supervision and staff inexperience contributed to the Lehman minibond fiasco.

Minibonds were handled by the corporate finance department, which only required that necessary product information be disclosed, and not the investment products department, which looked at whether the various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product were suitably qualified.
Since leaving the commission about five months ago, Ko has been keen for lawmakers to hear his evidence. He testified publicly yesterday for the first time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ubcommittee investigating what went wrong. He also met the subcommittee last week behind closed doors.

The collapse of Lehman Brothers in September 2008 left holders of minibonds linked to it virtually worthless. Minibonds are not corporate bonds, but are high-risk, credit-linked derivatives. They are marketed as a proxy investment in well-known companies.

Ko spent much of his two decades with the commission vetting investment products. His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regulator's work in authorising Lehman minibonds is seen as invaluable as lawmakers prepare to summon banking representatives to testify.

Ko is no stranger to politics. In the 1990s he was a core member of United Ants, a grass-roots human rights group. He also ran unsuccessfully for a seat in Legco in 1995.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ublishers Ltd.
27 Jan 2010

2010年1月26日星期二

弟婦提早收錢 曾蔭權未交代

弟婦提早收錢 曾蔭權未交代
2010-01-27
曾蔭權(相關)弟婦(右)亦是雷曼苦主,但提早成功索償。
【東方日報專訊】【本報訊】曾蔭權除了被指在擔任財政司司長期間強推活化金融市場,間接引發雷曼迷債事件,他在去年底亦被揭發「雷曼迷債益弟婦」醜聞,至今仍欠公眾及雷曼苦主一個清晰交代,與同期的另一宗「慳電膽益親家」醜聞一樣「未解決」。雷曼苦主大聯盟前主席陳光譽聲言不會任由事件不了了之,要求立法會傳召曾蔭權作供交代。
反責傳媒無中生有
本報在去年底踢爆曾蔭權三弟曾蔭煊的妻子林淑貞,原來也是雷曼苦主,並找來立法會地產界代表石禮謙協助索償。曾蔭權早於去年二月知悉事件,但一直未有正式申報,但又在政府內部會議上透露自己弟婦也是受害人。曾蔭權「出口術」後,林淑貞即於四月獲銀行賠償。事件引起全城嘩然,但曾蔭權卻一直堅拒交代詳細內情,甚至反責傳媒無中生有,事件令曾蔭權民望一度跌至「不受歡迎」水平。
事隔三個月,陳光譽要求立法會雷曼小組傳召曾蔭權作供,清楚交代其弟婦買的是甚麼雷曼產品、向甚麼銀行購買、在甚麼情況下獲得賠償等。他說:「因為呢樣唔止涉及雷曼風波,更加係特首誠信問題,全香港都應該要理。」
此外,約二百名雷曼苦主昨早在立會門外集會,部分苦主之後轉往個別銀行示威,期間有苦主與銀行保安爭執,有人含着清水噴向保安員,保安員要求送院檢查,但苦主則指是飲水時嗆喉誤噴對方。警方證實有一男一女報稱不適送院,一名男子被帶返警署調查,案件暫列作毆打案處理。

棄證監200萬年薪 高秉忠求公義

棄證監200萬年薪 高秉忠求公義
2010-01-27
查史美倫(右)於○一年二月底離任,轉投中國證監會任副主席。左為前證監會主席沈聯濤。
約二百名苦主到證監會門外示威,大叫「證監正奸」口號。 (李西全攝)
【東方日報專訊】【本報訊】揭發證監會審批雷曼迷債漏洞的前證監會非上市投資產品高級經理高秉忠,昨首次出席公開聆訊。曾是壓力團體蟻聯成員的他,在證監會任高職近二十年,最後因不滿證監會處理雷曼手法,毅然放棄逾二百萬元年薪提早六年退休,主動向雷曼小組爆料。
高秉忠於一九七八年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畢業,其後一直從事金融工作,九○年二月加入證監會任投資產品部經理,其後升為高級經理,並出任保險相關政策及產品部主管。○八年九月十五日雷曼迷債事件爆煲後,他在十日後提出請辭,「當時覺得無得做,證監內部又騰晒雞不停咁開會,有一段時間所有審批工作都停晒」,但礙於事件引發大量投訴,同年十月被要求調往外事部協助,直至去年八月才正式離任。
他任職證監會期間,曾是壓力團體蟻聯、前綫及人權監察成員,昨由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及其代表律師關尚義(John Clancey)陪同出席聆訊。他雖無準備大量文件應戰,只憑着在證監會多年工作經驗回答提問,部分技術性問題更仔細作答,顯然是有備而來,表現淡定及有耐心。
雷曼苦主鼓掌歡送
高秉忠昨表示,出席聆訊是將自己所見所聞及知識提供協助雷曼小組調查,更指「如果立法會早啲成立小組,我可能會早啲辭職」,他希望小組完成調查後,可寫出不偏不倚的報告向投資者交代。
深受雷曼苦主愛戴的高秉忠,在作供期間指雷曼事件是一宗非常不幸的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獲得公眾席上的雷曼苦主拍手歡呼,而在他作供完畢後,亦獲得掌聲歡送離開會議廳。

迷債爆煲曾蔭權幫兇

迷債爆煲曾蔭權幫兇
2010-01-27
政府○一年迫使證監會提供開放金融市場的方法,當年的財政司司長為曾蔭權(相關),其後由梁錦松接手。
前證監高層高秉忠首度亮相,出席立法會雷曼小組公開聆訊,力數雷曼事件七宗罪。 (麥潤田攝)
【東方日報專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前任非上市投資產品高級經理高秉忠,昨日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保護下大爆證監會「不監不管」的七宗罪,歸根究底,是在曾蔭權及梁錦松先後擔任財政司司長的年代,港府開放金融市場過急,而當時證監會主席沈聯濤為配合政策,亦不顧證監會的監管角色,竟直接指示下屬提供即時見效方案,為開放金融市場開綠燈,才鑄成「雷曼大錯」。
高秉忠昨日首次出席立法會研究雷曼事宜小組委員會公開聆訊。民主黨議員劉慧卿表示,證監會前主席沈聯濤於○一年曾要求高秉忠提供「quick wins(速贏)」方案配合港府開放金融市場的政策,以便與港府開會。到○一年尾,沈又與時任財政司司長的梁錦松商討,質疑是否「董建華(相關)想喺施政報告擺啲料落去咁」。
高秉忠形容,當年沈聯濤以前所未見的方式,繞過高的多名上司,要求他與其同事提供「quick wins」、「即食麵」方案配合開放政策。據他理解,當時港府希望開放金融市場,但這令證監會工作方針偏離軌道,甚至「有少少不務正業」,坦言證監會工作理應是監管,而非發展市場。
證監會大換班致命傷
堅稱自己不是無的放矢的高秉忠,在陳述書中又指出,證監會四名富經驗執董於○一年同時離任,而接任人無一具監管金融產品銷售經驗亦是大錯成因之一。尤其是具豐富監管經驗又敢於向政府據理力爭的現任行政會議成員查史美倫,高形容她的離開對證監會造成特別嚴重的損失。
高秉忠又踢爆證監會在○一年多番與政府就開放金融市場作出互相交流,而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是曾蔭權,其後由梁錦松接手處理。梁錦松在○二年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及政府與多個金融監管機構包括證監會,致力簡化金融產品的發行手續,而董建華在翌年的施政報告亦說明要讓金融新產品特別是衍生產品可以較方便開發,將香港發展成內地主要金融中心。
着重短期回報 不監不管
陳述書中又提及到,證監會的獨立性多年來不斷減退。尤其○三年港府推行問責制後,問責官員只着重短期回報,令由港府委任並屬短期合約的證監會執行董事,未能履行好專業監管者的角色。
此外,高秉忠揭穿違規銷售問題在證監會內部早已不是秘密。證監會先後於○五及○七年做過審查,均發現問題但沒有改善。他曾於○五年向上級自動請纓,要求更新及完善審批結構性產品的指引,經七、八個月完成及向業界解釋過後,當局遲遲沒有採納。直至○七年五月,證監會才發出內容相近但效力成疑的「常見問題」。
高秉忠續指,雷曼迷債及精明債券等,都由企業融資部審批,不過企業融資部只側重產品披露是否足夠,沒有就結構性問題,例如擔保人財政穩健性作出要求,坦言若迷債由他任職過的投資產品科審批,「出得街唔係咁嘅樣」。
獨立議員葉劉淑儀(相關)反問,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多次在聆訊上推說,現行制度是以披露為本,到底證監會角色為何。高秉忠暗批,去年底證監會推出的諮詢文件,亦表明披露以外,應留意產品發行人責任等,若有人堅持這是披露為本,是「偷換概念、玩文字」。

證監前高層轟迷債監管

2010-01-26 20:04:00
前證監會投資產品科高級經理高秉忠就迷債作證時透露,前證監會主席沈聯濤曾要求快速審批,以向政府交代。
高秉宗主動向立法會調查雷曼事件小組委員會作證。他作供時表示,證監會在1998年分開為投資產品及企業融資兩部門,雷曼迷債歸企業融資部審批,以披露為本作審批準則。
他指出,部分雷曼迷債並沒有基金經理,只有擔保人,若只用披露方式審批雷曼迷債產品,並不足夠。
高秉忠稱,前主席沈聯濤曾經下令加快審批,以爭取成績,以致錯過在雷曼迷債爆煲前檢討及防止違規銷售。

2010年1月20日星期三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

http://www.estandardsforum.org/about_standards/objectives-and-principles-of-securities-regulation

雷曼的苦難不是上帝意旨by 王岸然

雷曼的苦難不是上帝意旨by 王岸然
普通法的原則,是不會令到一個人無緣無故承受了損失,而不會得到應有的補償。損失的出現,必然有其理由,亦必然有人承擔責任;法律上無法找出任何人承擔責任的事故,例如是由於不可預測的天災禍害,苦主被視為不幸的人,於是無人需要負責,法律上這是被形容為上帝的旨意(Act of God)。
雷曼迷債的苦主所承受的災難,是上帝的旨意嗎?如果不是,我們的政治與法律制度,我們的新聞監察制度,為何不能為苦主弄清楚事件的責任誰屬?明明可以知道而因為人為的因素令事件的真相不能大白於天下,這就不單不是天災,不是上帝的旨意,而是人禍!
聆訊必須完全公開
證監會的前投資產品部高級經理高秉忠先生,提早了六年結束他在證監會的工作,放棄了一千三百多萬的薪金,選擇提早退休,目的就只是希望到立法會的雷曼特權小組公開作供,清楚對公眾解釋為何會有雷曼事件的出現,協助苦主及公眾了解一切謎團,但雷曼小組選擇了閉門會議,不肯讓苦主及公眾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雷曼特權小組原本安排了兩節會議讓高秉忠到小組作供。小組選擇在星期二早上先作閉門會議,先聆聽高秉忠解釋事件,再決定星期五早上的第二節會議是否公開進行。高秉忠的不二選擇,是聆訊必須完全公開,讓公眾及苦主清楚事件的真相。高先生與筆者有一共通之處,就是不相信政客,包括民主派的。
若然小組決定高先生的資料「無料到」,小組可以決定取消再聆訊,任由高先生自己決定是否公開事件。若然認為高先生的證供有爆炸性的內容,足以改變整個雷曼的六成賠償計劃,則沒有理由不讓高先生在星期五早上作公開的聆訊作供。
筆者執筆的一刻,收到的消息令我大為吃驚,小組之內有近半數的議員是直選產生,他們在為誰人服務,為公眾或是政府,或是銀行家?(曾經捐錢給政客嗎?)還是為關係友好的金融強人任志剛?消息說,雷曼特權小組對高先生的不公開聆訊所提供的資料大感驚訝(shock),但在商議之後,決定竟然是取消了星期五的第二次會議,但沒有決定是否再傳召高秉忠作公開聆訊!
涉及明顯人為錯誤
相信新聞界有必要追逐一眾泛民議員,了解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若然筆者的分析沒有錯誤,證監會及政府在迷債的出現過程之中犯上了不可原諒的錯誤,由於這些錯誤極為明顯,法律上或是道德上,政府有責任百分之一百賠償給所有曾經購買雷曼產品的投資者,一切只待真相的公開,讓學者及法律專家可以有公正的研究及評論(請參考筆者在本報去年十二月二日的文章,及過去一年有關的文章)。
筆者這裏只想指出一個極大而又為公眾所忽略的誤導形容。證監一直聲稱審批投資產品(包括雷曼迷債)是所謂以披露為本(Disclosure Principle),而雷曼的審批過程之中,雷曼作為發行商,準備了以寸厚計的文件交給認購者,將所有資料披露詳盡,所以這已經盡了責任,而證監在審批這些資料的過程之中,亦肯定這些資料的性質正確(不管小投資者看得明白與否),所以亦是已經盡了以披露為本的責任。
筆者必需指出,這不是事實,這是完全的誤導。大家只需拿〈證券及期貨條例〉看看,證監會的監管責任之中,並無什麼「披露為本」的標準,這恐怕只是證監高層及政府在出事之後編造出來誤導公眾的說法。詳盡披露只是證監審批投資產品的其中一項準則,從來就不是全部的責任。
「披露為本」胡說八道
法例之內證監會的「法定規管目標」(Regulatory Objectives)有六大類:
一、維持和促進證券期貨業的公平性、效率、競爭力、透明度及秩序。
二、促使公眾更能了解證券期貨投資運作及成能。
三、向投資於金融產品的公眾提供保障。
四、盡量減少在證券期貨業內的犯罪行為及失當行為。
五、減少證券期貨業內的系統風險。
六、採取與證券期貨有關的適當步驟,以協助財政司維持香港金融市場的穩定性。
請特別留意上述第三項及第五項,這是國際證監會組織(IOSCO)之間的共同協議。只要就這一點略作研究,就知道所謂「披露為本」的說法,根本是胡說八道。【註】就筆者所認識,這也不是秘密,證券業人人皆知,證監會審批任何投資產品的要求,皆遠超什麼披露為本的原則。再簡單說,雷曼審批的過程之中是否涉及港府極高層包括特首及前特首的干預,干預的理由並非專業的考慮及判斷,是事件真正謎團所在。泛民議員為何不協助公眾打開這個黑盒!
註:《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解讀》第二十一頁,羅祥國、黃覺岸合著。
21 Jan 2010

《独立新闻在线》- 回教债券实无抵押资产保障 政府应只准散户购优质债券

《独立新闻在线》- 回教债券实无抵押资产保障 政府应只准散户购优质债券

從天而降擊中黃宜宏的膠樽﹣﹣好戲量楊秉基的見證

從天而降擊中黃宜宏的膠樽﹣﹣好戲量楊秉基的見證

2010年1月17日星期日

THE VALUE OF MINIBOND ? 85%-99% ?

THE VALUE OF MINIBOND ? 85%-99% ?

ARE HKMA and SFC trying to hide the true value of Minibond from Hong Kong retail investors?

ARE BANKS in Hong Kong trying to rip off their clients again from the minibond buyback plan?

On 14 December 2009, the value of Australia Mahogany Notes (a minibond alike product, arranged by Lehman Aaia), in the ASX announcement. WHEN will Hong Kong retail investors get any updates on the value of the Minibond?
The banks buyback was only 60-70% of the issued value. Similar Credit-Linked Notes sold in Australia (Mahogany Notes by Lehman Asia) are worth $99 and $85.

The reason for $85 was because this minibond would mature at a later stage (2016). The former minibond that worth $99 would mature much earlier in 2010 hence it is worth $99.Who is losing more money?
Who is making profit from the Minibond sales & Minibond buyback? The bank or the small investor?

In the ASX announcement as of 14 December 2009, it stated that for "Mahogany Capital Limited – A$75 million Notes Series I and A$50 million Notes Series II ", the "Structured Credit Research has estimated a value for:
AUD 75MM ANZ Floating Rate Note maturing 10 Dec 2011 (XS0208078732) of $99 as of 30 November 2009

(the ultimate Collateral for Mahogany Notes Series I), and a value for:
AUD 50MM RBS Floating Rate Note maturing 17 Mar 2016 (XS0247983058) of $85 as of 30 November 2009
(the ultimate Collateral for Mahogany Notes Series II). (...)

These valuations represent the highest valuations received since the bankruptcy of Lehman Brothers in September 2008."

[ full text of the ASX announcement on the value of Australia Mahogany Notes:

https://www.macquarie.com.au/edge/static/eclipse/Hidden/Company%20Announcements/ISSUED%20CAPITAL/2009-12/010222460.pdf
]

Australia Mahogany Notes (by Lehman Brother Asia) related information::

1. Summary Information: It is credit-linked to 100-150 reference entities which are explained in the 2-page product summary. The interest rate (of the notes) and the principal loss are affected by the number of default events which are clearly outlined in the 2-page product summary. 2-page summary from the issuer: "Mahogany Notes II - a CDO defence",
http://www.mahoganycapital.com.au/mahogany/PageAttachmentServlet?PageID=47642.

Prospectus

All the reference entities related information, the impact of default event(s) to the interest rate, the impact of default event(s) to the principal loss are clearly outlined in the prospectus. http://www.mahoganycapital.com.au/mahogany/PageAttachmentServlet?PageID=47623.

Related Analysis:
http://minibondvictim.blogspot.com/2009/01/austalia-mahogany-notes-prospectus.htmland

http://minibondvictim.blogspot.com/2009/01/how-was-mahogany-notes-ii-being-briefed.html

2010年1月15日星期五

雷曼小組追殺韋奕禮本文重點

本文重點
藐視立會可監一年
【本報訊】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前以牴觸《證券條例》及影響正在進行司法覆核為由,拒絕交代遭證監會調查過銀行名單。立法會雷曼迷債小組委員會決定向韋奕禮發出後通牒,明令他遲在下周五公名單或提交書面法律理據,否則不排除控告他藐視立法會,旦罪成,高可判監年。
韋奕禮前以諮詢法律意見需時為理由,取消出席雷曼迷債小組原定本周二舉行聆訊。
雷曼小組昨日召閉門會議討論事件,主席何鍾泰會後表示,已要求韋奕禮遲在本月廿二日公開被查銀行名單,或就未能提供的法律理據提交書面解釋,以便小組在廿九日再次傳召他出席聆訊作供;若對方仍拒絕合作,小組將於廿六日開會商討,不排除會將事件轉交律政司,向韋奕禮控以藐視罪。
藐視立會可監一年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規定,任何人未獲得法定豁免下,不服從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作出的合法命令即屬犯罪,最高可判處罰款一萬元及監禁十二個月。
對於前證監會非上市投資產品高級經理高秉忠主動要求向小組「爆料」,何鍾泰表示,已邀請對方出席在下周二舉行的閉門聆訊,以初步了解其「爆料」內容,如認為適宜,才會正式傳召他出席廿二日的公開聆訊作供。

首批精債爆煲涉百多人

明報專訊】美國最大商業信貸集團CIT 申請破產保護,禍及摩根士丹利發行的精明債券。大摩已去信投資者,表示精債系列16 要「強制贖回」,即投資者將「損失全部或絕大部分本金」,也是首個爆煲的精債系列。據了解,持有精債的投資者約有百多人,發行額約為4500 多萬元。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發言人表示,已就精債系列16 要被強制贖回一事,向金管局及證監會表達關注,兩監管機構一直密切留意最新發展,以確保發行人能及時向相關投資者發放資訊。金管局發言人表示,已聯絡分銷銀行,並要求他們盡快接觸相關投資者,為他們提供最新資料,並妥善處理他們的查詢。
大摩精債系列有15 個, 名義價值(Notional Value)約21 億元,當中有18億元經由銀行出售,涉及8300 名客戶及16 家分銷銀行。精債系列15、20 及21,情一直也較為「高危」。
13 家銀行券商分銷
根據大摩提供的系列16 最新二手贖回報價( 截至1 月8 日) , 為本金的0.01%。換言之,投資者手持100 萬元精債, 現於市場變現的價值, 僅為100元,當中尚未扣除變賣的行政費用。大摩在寄給投資者的信件中,已明言「按現時的市場價格,預期投資者將損失全部或絕大部分本金」。
有份分銷精債系列16 的分銷行有13家,除了京華山一,其他全為銀行(詳見附表)。證監會早前表示,完成雷曼迷債的個案調查後,現正積極調查非迷債(包括精債、Constellation 及股票掛票據等)的違規銷售個案。不過,精債產品單章的風險披露,相對迷債清晰,有列明「不保本」及「高風險」等字句。
CDO 抵押品價值扣無可扣
16 Jan 2010

2010年1月6日星期三

DOES HONG KONG HAVE THE POLICY VISION NEEDED FOR THE COMING YEARS?

DOES HONG KONG HAVE THE POLICY VISION NEEDED FOR THE COMING YEARS?
By Leung Chun-ying PDF version

Much energy has been spent – and probably wasted – in the past year on how Hong Kong is threatened by Shanghai as a financial centre (to sell false bonds and derivative products). At various time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analysts have claimed that Hong Kong is under threat from Singapore or Shenzhen or some other Asian city. Fortune magazine may have been the bluntest in 1994 with its “Death of Hong Kong” cover story, but it has not been alone among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in forecasting Hong Kong’s demise. Those analyses painting a rosy picture for China’s economic rise have tended to claim that Hong Kong will be progressively marginalized to become “just another Chinese city”. Those painting a darker future for China have argued that Hong Kong would inevitably be sucked in. Either way, Hong Kong is seen as doomed.

Needless to say, I have little time for such analyses, which tend to oversimplify and misdepict the likely future roles of Shanghai, Shenzhen or Singapore about as much as they do Hong Kong.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Hong Kong faces no competitive challenges, or indeed to say that Hong Kong does not have to be prepared for them. On the contrary, it faces many and some of them are serious. But these challenges do not come from other cities in the region. They come from within Hong Kong itself. Solve these, and there is no centre in Asia that will usurp Hong Kong’s potential as Asia’s “world city” Fail to solve them, and Hong Kong is indeed likely to become “just another Chinese city”. The fate of Hong Kong’s future lies in its own hands. Our challenge is to identify and focus on our core problems and tackle them, and on our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to exploit fully their potential.

Virtually all of the doom-sayers predicting the fall of Hong Kong after 1997 got it wrong. Whatever reasons they gave for believing Hong Kong would decline, they were largely mistaken. Yet Hong Kong has indeed had a tumultuous 12 years since 1997,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turmoil were almost entirely unanticipated – from the crash in Asia’s financial markets in 1998 and the dot.com bust in 2000 to avian flu and SARS, and to the global recession that is buffeting us today.

Two Problems of Great Consequence

Perhaps the biggest unanticipated changes in Hong Kong have been social and demographic – and these have had powerful political consequences. They account for perhaps the biggest local problems, and I will focus on two of them. Up to the eve of the handover of sovereignty, Hong Kong had been distinct as a “refugee” society. Many families, lacking confidence or certainty about the future, were hedging their bets by acquiring the right to live in countries like Canada,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utward migration stood at around 60,000 a year.

But this changed sharply just before and in the wake of the handover. As people realized the sky was not after all going to fall, the migratory flow reversed. Families returned from Canada and Australia in large numbers in 1996 and 1997. From the mainland, the “family reunion” program also created a strong inflow. For the first time in Hong Kong’s history,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no longer shared a refugee mindset. Instead, as anxieties over Beijing’s intentions subsided, they quickly came to see Hong Kong as their long term home. They identified with long range issues like the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wanted careers and pensions and for money to be spent on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 air quality in particular. They called for better health care provision, better housing conditions and stronger social safety nets.

The other was the crash in the regional economy following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Upward mobility came to a juddering halt. After a decade in which a booming economy had brought fast rising living standards – and where the policy of localization combined with massive emigration to give promotion opportunities to huge numbers of local people –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turned horribly negative. Many lost their jobs and, lacking any unemployment safety net, had to return to the workforce at lower salaries. For those with their own homes, the collapse of house prices compromised their only store of wealth. The immigration of low-skilled workers from the mainland has also affected the low-income groups. Data on salary developments show that a million people—about 30% of Hong Kong’s workforce—earned less in 2006 than they did in 1996. In the same decade, GDP per capita increased by 34%. Restaurant workers today earn 4% less than they did 17 years ago. Workers in fast food outlets earn 19% less. Those driving container lorries earn 30% less.

The Sense of Upward Mobility Goes Missing

Through the 1990s, the widespread sense of upward mobility and improving living standards created a highly positive social environment. But today, with upward mobility largely gone, or at least not as obvious compared to the past, the grim reality of a generally poor quality of life has hit home hard among Hong Kong families. In spite of international perceptions of an opulent society (on a PPP basis, Hong Kong is among the five richest societies in the world) the reality is that half of Hong Kong’s working population earn less than US$1,300 a month, with 5% earning less than US$410.

To tackle worker poverty, Hong Kong’s government launched in 2007 the Wage Protection Movement and appealed to employers to voluntarily bring the wages of their cleaners and security guards to median industry levels. After two years, everyone agrees that employers simply ignored the appeal. The government is now legislating for statutory minimum wage. The figures being thrown around by employers and trade union representatives range from US$2.60 to US$3.90 an hour. Barely a quarter of Hong Kong families share what could be described as a “middle class” lifestyle. Note that just 15% own cars, and 10% have the resources to employ a domestic helper.

Increased contact with families in fast-rising mainland cities like Shenzhen or Shanghai make it clear that the primary measure of living standards – whether you own a car and how big is – is no longer in Hong Kong’s favour. Over 90% of Hong Kong families today live in homes smaller than 700 square feet –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e average apartment size in Shenzhen. This is not a plight confined to the poorest in the community who live in public housing – over half of Hong Kong’s private apartments are less than 500 sq ft. Whether an average Hong Kong family lives in private or public housing, the chance of moving anytime soon into a less-cramped home is dim.

Put these factors together, and you quickly realize why Hong Kong families are at present so discontent, why they vote for aggressive political figures like “Long Hair” (Leung Kwok-hung, an elected member of Legco) and the League of Social Democrats, and why they so cynically imagine collusive link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Hong Kong’s super-rich. This is 90% of Hong Kong’s population that feels entirely disengaged from the world-leading financial services economy being “challenged” by Shanghai. This is a constituency that feels government policies focused on the “four pillars” of the economy – and the “six new pillars” – have little to do with them.

Such a politically-alienated majority may perhaps at present have little capacity to disrupt economic life or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but within 10 years, when both our Chief Executive and our Legco will be elect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this will no longer be so. In short, our society ignores this massively disengaged community at its peril. And since much of this alienation is caused by long-standing land and housing policies that make homes expensive and painfully small, the sooner such land and housing policies are seriously addressed, the better. This is likely to be a massive challenge, but since it is a challenge that will not go away, every year of delay simply makes it harder to tackle.

The Challenge of the Delta

Hong Kong’s second main challenge involves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inland,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particular. Hong Kong has a ringside seat on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After decades of building up our economy with a backward and inward-looking China as our partner, the mainland ha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become Hong Kong’s primary economic driver, indeed its raison d’être. Hong Kong has feasted on the opportunities arising from China’s “opening up”, and whatever doom-mongers may say, Beijing recognizes and relies heavily upon the international expertise and connectivity concentrated in the city.

As the export processing model that has so powerfully driven the Pearl River Delta economy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is transformed to serve the needs of China’s growing consumer markets – a process that has been accelerated by the massive global recession that began a year ago – so it become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Hong Kong to focus on its “internal diplomacy”, or “nei-jiao”, to make sure it can put its international strengths to optimal use, and ensure Hong Kong enterprises play the fullest possible role in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But this process has been dogged by xenophobic politics, and is hopelessly under-developed. To Hong Kong’s neighbors, its government appears to have been paralysed by paranoid local lobbies (and legislators) who even today see all contact with mainland officials at municipal, provincial or national level either as ceding Hong Kong’s autonomy, or generally sacrificing Hong Kong’s own interests.

This has to be dealt with for what it is – paranoid nonsense. Whatever illusions may still be nurtured by some Hong Kong people, the reality is that we are now firmly part of China, and need to build and manage our mainland relationships accordingly. Hong Kong’s mission in Beijing amounts to just 30 people, while Shanghai and Guangzhou have many more in the capital lobbying for their respective interests. Even Singapore has a larger Beijing presence. We need Hong Kong representatives present in critical mass on the mainland able to present and argue Hong Kong’s interests in a wide range of policy areas, not only to government officials, but through the media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is is going to be even more critical as planning begins in earnest in 2010 on the 12th Five Year Plan.

Punching Below Its Weight


There is an even stronger case for more effective represent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Hong Kong is one of the primary drivers of the PRD economy. The number of Hong Kong families with legs on both sides of the boundary is huge, and growing by the year. Our infrastructures are critically interlinked. Many of our challenges are shared, and need to be tackled in unison. The “Outline Plan” for reform of the PRD,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in December, 2008, talks at some length about the areas in need of urgent collaboration. Yet Hong Kong punches below its weight in regional decision making and planning fora. Whatever the laissez-faire economists argue, our administration needs to roll up its sleeves and get engaged in planning the future of our economic region. If we want it to be shaped in any way with our input, underpinned by the market-based principles at the heart of our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then we have no choice. We could over time pay a high price for this neglect.

Failure to exert appropriate influence at decision-making tables across the mainland means that we undersell the distinctiveness, and the distinctive contributions, that Hong Kong can make to China’s development. This failure to explain with adequate force what factors underpin Hong Kong’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means that opportunities for some of Hong Kong’s internationally most competitive and valuable roles are being put in jeopardy – which hurts both Hong Kong and China as a whole.

In recent years I have worked hard on building link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Of the ten major professions strongly based in Hong Kong, at least five today earn more outside Hong Kong than inside – accountancy, architecture, surveying, planning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Lawyers and engineers are also fast establishing themselves on the mainland. Hong Kong needs to be able to express and exploit fully the distinctive strengths these professionals can bring to China. But as we currently resource our mainland missions, this may never happen.

The Basic Law, the mini-constitution that defines the terms of Hong Kong’s post-1997 status, is often criticized and blamed for hampering our government’s ability to act more decisively, to manage effectively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legislature and for putting constraints on our links with mainland counterparties. It is true that some elements of the Basic Law have, with the advantage of hindsight, created headaches in Hong Kong’s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but this is a matter of a craftsman blaming his tools. Some political observers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solution to this impasse lies in giving legislators more responsi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But the design of the Basic Law, which is supposedly “executive-led”, cannot easily be amended. In any event, the legislature is made up of so many fragmented political groups and parties that both responsi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re difficult to assign.

Our society has unnecessarily allowed legislators to insert themselve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Hong Kong people. Government should engage Hong Kong people directly, relate effectively with the people, and ensure people recognize that their concerns are understood and being acted upon. Government should be seen to build policies in a visionary way, and plan for the long term. It should articulate a policy vision that can be evaluated or supported by the Hong Kong
population, and serve as the basis on which all policy initiatives can be understood and endorsed. In societies with party politics, this essential political role is performed by means of a manifesto, and once a party is elected into office, it inherits a mandate to implement the vision embodied in the manifesto. Hong Kong may lack a party political process to elect and then support its future governments,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ere is no need for a manifesto – a policy vision.

In many societies, such features would have serious consequences for the community and its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Mercifully for Hong Kong, they have been less damaging. However, these issues have to be addressed. Hong Kong’s competitive challenges in a constantly changing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would obviously be more effectively handled if the political process were less dysfunctional. So far, Hong Kong’s competitive strengths have remained clear and are well recognized, not just by Beijing but by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ty that continues to rely on Hong Kong as its most effective operational hub in Asia. But the message is also clear: it is Hong Kong itself, not any regional competitor, that holds the key to whether it remains Asia’s “world city”. If politics is not part of the solution to this challenge, then it is part of the problem.

Leung Chun-ying is Convenor of the non-official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Hong Kong’s cabinet, and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He is also Asia Pacific chairman of DTZ Debenham Tie Leung Ltd., a real estate services comp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