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律】渣打回購ELN的骨牌效應

【經濟法律】渣打回購ELN的骨牌效應

黃覺岸

雷曼苦主兩年多以來的艱苦抗爭，隨著渣打銀行突然與證監及金管局達成協議，以最高達95%回購已發行的股票掛票據（ELN），回購的方案雖然十分複雜，但照顧全面，連已經接受和解的苦主亦可以受惠，最少新聞所訪問的苦主，無一表示不滿，渣打是在不承擔責任的前提下事實上承擔了全數責任，趁業績理想，去年盈利豐厚的時刻豪花十四億元徹底解決困擾銀行的問題，重建客戶對渣打的信心，這是高明的做法，渣打方案固然可為其他銀行作為借鏡，亦成為新的指標，對其他銀行構成了壓力。

以法律而論，渣打模式還有一些未解的問題，金管、證監與渣打三方面的協議，這是三方同意合情合理，而渣打不會再被監管者追究違規銷售的監管上問題。協議還是留有尾巴，就是若涉嫌犯有刑事行為則屬例外。原則上這是重要的。

原則上，若有詐騙行為，是禍害於社會而不單是個別人士有金錢損失的民事問題，所以監管機構無權代社會作出不追究責任的承諾，這是警方與政府的公權力所在，而無論金管或證監皆無權越權作出承諾。但不言而喻的是事實上不會再就〈證券及期貨條例〉作出檢控，而正在進行檢控當中的個案，與渣打無關。

由於渣打的苦主已獲近乎百分百賠償，就算證監會想再作據第107條作以失實陳述欺詐地引誘他人投資的行為作檢控，也會因為苦主已獲賠償，不欲再出庭任證人而無法進行司法程序。銀行由於肯作負責人的賠償，作為法人就欠缺犯罪的意圖，當初只是疏忽。

另一法律問題是回購建議不適用於法團、渣打私人銀行的客戶及專業投資者。後二者法律上不容易界定，特別是專業投資者，若然界定的標準不合情理，苦主可向法庭提出訴訟，勝算機會不少。除非在行業之內早有眾所周知的定義，而無論新舊的定義都要符合合理的原則，否則很容易被司法覆核所否定。筆者可作假設性的舉例，專業投資者指有證監所發投資顧問牌照，是合理，有金融財業或會計學徒，也是合理，若只是投資經驗比較豐富，就列入不得賠償，是不合理。

法律以外還有政治問題。渣打以外的銀行，又發行ELN的，勢必要有所追隨，否則苦主勢不罷休，現時起而行動、天天示威的苦主其實還是少數人，但有渣打苦主的成功例子（數百人上星期衝擊渣打馬拉松的舉行，是為代表作），其他銀行必受更多的壓力，政府也會在背後給予銀行更大壓力。

其他雷曼產品的苦主，甚麼精明債券、PPN、迷債等，風險根本比ELN更高，回報則遠比其低，是5-6%利息與20%高息的分別，受刺激必定起抗爭。迷債苦主雖曾獲六成賠償，但眼見賠償差別之大，深感不公平，必會重燃抗爭的怒火。

政府的態度如何？一直以來似是偏幫銀行，但背後促成渣打投降之後，更一大問題是發行迷債最多的中銀香港。第一單針對中銀職員的檢控雖然不成功，但陸續有來，若然苦主的抗爭意識能重燃，迫中銀補賠餘下四成差額，是不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