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代表訴訟《競爭法》打折扣

無代表訴訟《競爭法》打折扣

本文可能略為學術，但對本報其中一類「目標讀者」的商界中人而言，應在常識之內，理應提出質疑，卻又長期為大家忽略的問題，就是在我們的商業法律系統之內欠缺代表訴訟的制度（representative action）。由於這一欠缺，小投資者長期遭受欺凌，而本來在《競爭條例》立法之內包括代表訴訟的制度，作為對中小企的有效保障，卻在草案之中無聲無息地失去影蹤（美國稱為「集體訴訟」﹝Class Action﹞，採取訴訟更為容易）。

證監會漠視責任

在商務及經濟發展於2008 年5 月出版的《競爭法詳細建議──公眾諮詢文件》中的第40 項建議，正是提議《競爭法》中容許引入較直接的代表訴訟制度。情況是如獲競爭事務委員會轄下的審裁處批准，應容許消費者或代表中小企的代表訴訟。審裁處只要認為代表組織能公平且充分代表有關方面的利益，即可以批准進行代表訴訟。
這一個明顯有利中小企而針對大企業的訴訟制度，諮詢文件有詳細介紹其好處及各國的經驗。在其他的司法地區經驗顯示，受反競爭行為影響的消費者與中小企皆不願自行向法院提出訴訟，他們憂慮個別的訴訟費用太大；容許代表訴訟作為私人訴訟的一環，能令中小企可在涉及最少時間和金錢的情況下提出訴訟，以保障其權益。
當然，理論上競委會在接受中小企針對大企業的投訴情況下，可以代為調查起訴；但競委會的訴訟一來不能直接為所有受損害的中小企爭取賠償，二來正是由於大家對政府或政府所延申依法成立的獨立機構，同樣欠缺信心，恐其受一時的政府政策立場影響，不能公正執行法律。
現成不過的事例，正是證監會（已經是獨立於政府之外）可以完全不理會法例之內清楚規定的責任，拒絕雷曼苦主的報案要求；這是上星期本欄直接指出的。這一指控十分嚴重，卻完全於法有據，證監會還是可以不聞不問不理會。陳家強作為負責財經的官員，只要事件沒有社會新聞的關注，一樣可以不理，一直拒絕會見苦主。

議員不提質疑

更奇怪的是，苦主到另一法定機構申訴專員公署投訴證監會要求安排仲裁，雖已經過了申訴專員的十天內有初步行動的服務承諾，卻還是可以對苦主的訴求全不理會。這事件只說明一點，香港的法治制度已經在不經不覺之間變得十分人治，決定政府是否公正處事，是政治壓力，而不是道理。
試想，若然香港有集體訴訟的制度，又或是政府肯協助苦主進行代表訴訟，苦主何用接受六成賠償的「不平等條約」？最可怕的是政客與政府一樣，只要新聞不再受到關注，便同樣對事件作淡化處理，任由小投資者、消費者與中小企受盡大財團的欺凌。
再說《競爭條例》之中本來曾經提議有簡易的代表訴訟機制，但到草案出籠之時，這一項本來提議賦予審裁處的批准權力竟無聲無息地消失了，政府沒有任何解說取消該諮詢文件中建議的理由；一直關注競爭法立法的民主黨政客李華明與公民黨湯家驊，同樣沒有提出質疑，就當事情沒有發生過一樣！
奇怪嗎？當然不是，筆者兩星期前的文章，已經指出建制派、官府與反對派的政客可能已經達成共識，會拉倒《競爭法》的立法或令其變成無牙老虎，延續大資本家在香港的霸權利益。民主政治亦不能避免政客出賣人民，何況香港現時只有半民選制度？

資本家操控政客
政府在去年底曾經有法律改革委員會的諮詢文件，建議為集體訴訟進行立法，但發表完文件就無聲無息，討論文章也沒有幾篇；此建議曾經為雷曼苦主帶來希望，但亦可能因有雷曼的因素，政府要保護銀行的利益，若干年內都不會真的立法。
一般人皆有錯覺，以為香港並無代表訴訟的制度，其實只是沒有案例而已，制度一直因為英國普通法的關係而存在。現有的制度，授權可以進行訴訟者是在高等法院原訟庭，寫於《高等法院規則》第15 號命令第12 條規則，法院保留了批准與否的酌情權。
據英國的案例，代表訴訟必須符合三項標準：即為代表與被代表者有相同的權益（common interest） 、共同的冤情（commongrievance）及所謀求的濟助（rel ief），必須有益於所有當事人。代表訴訟的好處，是一件案例會對被告代表的類別所有成員有約束力（binding）。
實行的困難，是批准這類訴訟的審批準則，就連英國的經驗也不易掌握。競爭法的原本建議，是審裁處（級別相等於高等法院）只須認為代表組織能公平且充分代表有關方面的利益，就可以批准有關的私人訴訟（private action），大大降低了門檻，亦令到中小企可實在地利用競爭法抗衡大財團。但現在這一項建議無聲無息地取消，而各方關注立法的持份者則視而不見，大家可以想像這一項立法的誠意如何有限。至於資本家的邪惡力量，年來一直有增無減，而且明顯地在幕後開始操控道德水平本來就很低的泛民政客。

王岸然